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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如何看待金钱与权力的
发布时间: 2011-3-21 10:34:49       阅读次数: 2579


毛泽东的权力观和地位观

毛泽东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楷模,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全党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都要以毛泽东为榜样,在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指导下,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

 

关于“毛泽东留有亿元遗产”的传闻曾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更有捕风捉影者称:“抗震救灾中,就用了毛主席留下的稿费”。各种猜测一时风起,从毛泽东的稿费数量,一直蔓延到毛泽东的财产来源,家庭开支。这些说法传到当年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那里,这些早已是深居简出的老人,决定一起出面,“还毛主席一个清白!”

  吴连登是江苏盐城人,1959年被分配到人民大会堂餐厅当服务员。1961年5月,吴连登又被选中进入中南海。1964年到1976年,吴连登为毛泽东管理家政长达12年。

  据吴连登回忆,最初来到毛主席家的工作是负责杂务,搞卫生、整理库房、打水送饭。

  吴连登说,毛主席家的仓库大约有十五六平方米,房子很破,一直没有维修过。仓库里有6个木制的旧柜子,主席3个,江青2个,还有一个小的放着毛岸英的东西。“现在想起来,我都想流泪。很多东西是从延安带过来的,有主席穿的大棉袄,破得不能再补的衣服,换下来的毛巾、袜子、衬衣……还有一些主席的毛衣和毛裤。他进城后身体发胖不能穿了,就让我们想办法拿到毛衣厂去加边改肥。连他在延安时期剩的毛衣线头、补衣服的补丁,两个大包裹,全都带回来了。我们不敢扔掉哪怕一点,后来给主席补毛巾被、补内衣什么的,就从这里翻着用。”

  吴连登还记得毛主席盖的毛巾被,最多打过73个补丁。吴连登在毛主席家的仓库里,既没有看到值钱的用品,也没有发现一件礼品,更别说金银首饰了。

  吴连登给毛主席收拾房间,一般都在晚上九、十点钟。“主席只有到这时候,才出屋换换空气或者是去中南海游泳,这是我最忙碌的时候。”吴连登最费心的,就是收拾床铺。“主席的卧室基本也是办公室。他的床上堆满了书,有的夹着纸条,有的翻在某一页,横放、竖放的都有。一定要记住,无论换床单还是擦灰,原来书是怎么放的,在什么位置,绝不能变,绝对要保持原样。绝不能出现因为做了清理,而让主席找不到书的情况。”有时到外地出差,吴连登要把主席带的书打包,但吴连登能做到:主席在外地的床上和在家中的床上,物品的摆放一模一样,丝毫不差。

  这就是吴连登的本事。1968年,吴连登被正式任命为管理员,毛泽东将自己的工资、家中的各项财政支出,都交给他全权管理。

  给毛主席管家,吴连登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主席的工资总不够用。“很多人不信,国家主席还这么紧张?毛主席的工资是每月404.80元,每月的固定开销有:党费10元;主席的房屋包括家具全是租用的,一月费用84元;两个孩子的学费,原来每人15元,随着物价上涨,提高到每人30元,这些钱都由毛主席负担;江青还有一个姐姐住在这里,每月生活费30元,也由主席支付;冬天还要取暖费30多元。大约固定花销为200元。”

  吴连登算着毛主席的几大开支:“吃饭每月100元左右,哪怕是从中南海供应科拿回的一棵菜,也要付钱。主席还有很多民主党派的朋友,请黄炎培、章士钊他们,也是主席自己掏钱。另一个开支是抽烟,每个月将近100元,还要有几十元的茶叶。

  吴连登说,原本毛主席领取的是国家一级工资,总数是610元。三年自然灾害后,他带头将自己的工资从一级降到了三级,404.80元。“一直到主席临终的时候,这个数目再也没变过。”

  “毛主席没有其他方面的补贴吗?”记者问。吴连登肯定地回答:“没有。主席还不如我们工作人员,我们出差和加班还有补贴,但是主席除了工资,没有任何额外收入。他说他不能开这个头。”

毛主席还有一笔开支:湖南老家经常来人,有的是经济困难,有的是来看病,交通食宿和走时带的一点生活费,都由毛主席负担。“所以钱很紧张,我说这个家不好当。钱不够用时,我只能为难地去找毛主席。每一次我都拿着账本,先给他逐一汇报这个月的开销,主席一看我的架势,就会问‘钱又不够用了?’然后我要自己打报告,后面附上账单,一笔笔,清清楚楚,主席签上字,我才能到中央特别会计室去领主席的稿费。但也不能月月如此,那就是我管家的失职,所以主席家的钱最难管。”

  吴连登“管家”的范围,还包括管理毛主席的礼品。“外宾来访赠送的礼品,再珍贵的主席都要交到礼品库,从不据为己有。主席说,这些东西不是送给他的,是送给中国人民的,如果你吴连登在这个位置上,人家也会送给你的。”

  这些礼品中,珍珠玛瑙、金银翡翠都有。“送给主席的金表我就收过10块,都是外宾来访赠送的瑞士的高级货。但这些重要的礼品,主席一律要我送到中南海礼品库登记、备案。礼品如果要用,要打借条。”

  “1964年前后,印度尼西亚掀起了迫害我国侨胞的浪潮,政府义不容辞地出面保护。侨胞们为了表达感激之情,给毛主席送来了重达31.5公斤的燕窝。那种极品燕窝,现在真是难得一见,且不说今天每斤需万元以上,就是在当时,也得四五百元一斤。”毛泽东毫不犹豫地指示:“把它们全部送到人民大会堂招待外国人。”

  吴连登大概估算了一下,他管账期间,主席买书共花去8000元,家里的钱一直比较紧张。

  除了管钱难,吴连登所有的心思都用在了改善主席的伙食上。让吴连登苦恼的是,毛主席从来不对饭菜发表任何意见,也从来不主动说想吃什么。“有时我们说,‘主席,加点菜吧。’主席就说,‘吃这个很好了,很多人还吃不饱饭哩。’他说中国不缺我毛泽东吃的,但如果我拿了国家的钱,部长们、省长们、村长们都可以拿。他用自己的行为树立了廉政的作风。”

  吴连登说,毛主席有两难,吃饭难、睡觉难。不提醒他吃饭、睡觉,他的文件永远看不完。“毛主席的作息时间和我们普通人完全不同,他每天要工作20个小时,常常是中午才吃早饭。到了晚年,如果不用安眠药,主席几天都毫无睡意,脑子里全装着各种事情。”按照护士的吩咐,每次毛主席吃完安眠药后,吴连登都要给主席准备一餐,避免对身体造成损害。“有时候用了一次药,主席没反应,依旧在工作,毫无睡意。几个小时后还要再用一次,有时用三回都不管用。”

  吴连登说,毛主席一生吃、穿、用都没有讲究。主席的家里也没有一件摆设,更别说是什么古董玉器了。主席唯一在生活上有要求的,就是烟和茶。

为了进一步核实毛泽东家庭财产的问题,吴连登特意去找了汪东兴同志,还专门拜访了当时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中南海财务处处长刘元祥、中央办公厅专职负责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特别财务的郑长秋等人。

  汪东兴,人称“中南海大管家”,在毛泽东身边担任中央警卫工作30余年,曾任公安部副部长、中央警卫局局长、中央办公厅主任、党中央副主席等职,为粉碎“四人帮”发挥过特殊作用。现离休在家。

  吴连登拜访汪东兴时,汪老正在为此事愤愤不平,“我们不能沉默了,知情者要说话!一些报刊搞得风风雨雨,说什么:毛主席的稿费高达1.3亿多元。这太离谱了!据我所知,毛主席的稿费就是120多万元,具体的数字可以到中办特会室去查。”

  但让记者疑惑的是,有些媒体报道不仅对毛泽东的稿费数量有精确计算,还详细罗列了得出此数据的依据。有篇报道称:“1967年3月,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毛泽东选集》、《毛主席文选》、《毛泽东诗词》稿酬的计算标准建议:《毛泽东选集》(1-4卷)平装本、精装本每套稿酬1角;《毛主席文选》稿酬每本2分5厘;《毛泽东诗词》每本稿酬3分……”

  汪东兴说:“十年‘文革’期间,出版过数以亿册的《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毛泽东诗词》等,但是毛泽东没有拿过国内一分钱稿费。我们可以毫不客气地说,这些人完全在胡说八道,乱写。

  吴连登也证实:“毛主席有个脾气,决不摸钱。他的这些钱,我们比他自己还清楚。‘文革’时主席没有稿费,不过在国际上,主席的稿费确实是有的。那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翻译出版了很多毛主席著作,常给毛主席汇稿费过来。主席都让办公厅转汇回去了,没有留,都是东兴主任经办。”

  吴连登拿出了他收集的报道资料,念给汪老听:“某杂志报道称,江青曾先后5次声称她有权继承毛泽东的遗产,并提出提取5000万元给女儿和亲属,但她的要求被拒绝了。李敏、李讷也申请过,也被婉拒了,其后由中办先后给她们二人拨下近200万元,购买住宅和留作家用。”

  “5000万!”汪东兴听后笑了,“30多年前的5000万是什么概念?江青会提出如此惊人的数额?我不相信。我只记得毛主席跟我讲过的,他老人家说:‘江青以为我要死了,要办后事了,向我要15万元。我给了她3万。’这些事情我不会乱编的,你们可以到特会室查嘛!”

  从1952年到1986年离休,郑长秋一直在中央办公厅工作,专职负责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的特别财务。郑长秋对毛主席稿费的收入、支出究竟有多少最了解。

  郑老听说毛主席的稿费被炒至上亿元,非常惊讶。“毛主席的稿费一直是我管的,到他老人家1976年9月逝世,共计为124万元人民币。这个数字肯定是准确无误的。”

郑长秋还记得,1976年10月初,汪东兴到毛家湾检查毛主席遗体的保护情况,顺便到“毛著”编委会去看望同志们。“他当时还嘱咐,要把毛主席的稿费124万元人民币用在出版毛主席著作上,并交待要把编委会人员的生活搞好。后来我们还是没有动用毛主席的稿费。”

郑长秋证实:“到1983年底,毛主席的全部稿费为157万多元。原因是存款利息上调了,稿费比原来多出33万。主席在世时,汪东兴对稿费管理得非常严格,每次稿费的收入和支出都由汪东兴同志签发,从来没有乱批过一分钱。关于稿费的使用情况,汪东兴同志每半年要向毛主席书面汇报一次。”

  郑长秋回忆,当年毛主席的稿费主要用于资助中国革命的党外民主人士和特殊开支。

  郑长秋还记得:1972年,经毛主席批示,分别给贺子珍、江青、李敏、李讷各8000元,作为生活补贴之用。

  吴连登也知道郑长秋谈到的这一事实:“那4个8000元,最初是因为1972年李讷生下了儿子效芝后,生活非常困难。毛主席早有规矩,孩子们参加工作,拿到工资,他就不再补贴。那些年,李讷的工资仅有几十元,要维持家庭生活、要请保姆、要买奶粉。从来没向父亲伸过手要钱的李讷,实在没有其他办法了,才找到张耀祠同志求助。张耀祠觉得李讷的要求合情合理,就写了张条子请毛主席批准。毛主席后来也动了情,说:‘不要批了,你说该给多少钱?’张耀祠就说:‘这回李讷开销不小,给个几千块吧。’毛泽东这才同意从稿费中支取8000块钱给她。”

  当时,这笔钱还是由吴连登负责转送的。“我没有将这8000元一次性给李讷,担心她万一用过了头,再开口要就难了。我以李讷的名义存进银行5000元,把剩下的3000元交给她本人。李讷当时感激得连声说‘谢谢’。之后,毛主席出于对亲属的一视同仁,又分别给贺子珍、江青、李敏各8000元,作为生活补贴之用。”

  吴连登多次强调,“毛泽东的一贯的思想是‘稿费是党的钱,是老百姓的钱’。主席一生非常清廉,从自己抓起,给工作人员树立了很好的形象。他老人家一再声明:我参加革命就是解放老百姓,建立新中国,使全国人民过上好日子。钱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刘畅

品读周恩来的“做官就是做事”

“不是做官,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周恩来总理寥寥数语,不仅感动了“宁静致远、淡泊明志”的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也与千百年来“当官就是做老爷”、“做官就是发财”的封建官权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把共产党的“官”与传统观念上的官的界限划得清清楚楚,点明了其本质的区别。

 

周恩来的一生有很多方面都永远值得人们去学习借鉴,这里仅从他的“为官”之道谈起。

  著名的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抱定一生不做官的宗旨,解放前曾多次拒绝了国民党政府许以高官厚禄的邀请。建国时期,百业待兴,亟待各界德才兼备的知名之士参与人民政府的工作。有鉴于此,周恩来亲自到黄炎培家中去看望,请他担任政府公职。黄老抱定初衷说:“1946年我才68岁,已觉得年纪老了,如今72岁了,还能做官吗?”周恩来诚挚地对这位比自己大20岁的老人说:“这不同于旧社会的官,现在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一句话说得黄老顿然领悟,只好欣然“出山”。

  “不是做官,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周恩来总理寥寥数语,不仅感动了“宁静致远、淡泊明志”的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也与千百年来“当官就是做老爷”、“做官就是发财”的封建官权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把共产党的“官”与传统观念上的官的界限划得清清楚楚,点明了其本质的区别。

  “做官就是做事,就是为人民服务”,正由于抱着这样的为官之道,周恩来毕生襟怀坦荡,光明磊落,淡泊名利,从不争权争位,一生视金钱如粪土,始终甘当人民的公仆,俯首甘为孺子牛,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从来都没有把人民交付的权力作为私产,而是将之作为人民的重托,在生前“持荐轩辕多少血,词华和梦同捐”,在死后连一捧骨灰都没有留下。他从政的一生俭朴清廉,又泽满中华。一代伟人周恩来的极其崇高品质与境界,实在令人敬佩与感动不已。

  然而,不知道从何时起,现实中的某些官员早就把周恩来的“做官就是做事,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为官之道忘得一干二净。说的直白一点,某些人从政的目的,并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为了做大官发大财,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为了过上糜烂奢侈的生活。有句俗话说的很恰当,即“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当手中还没有权力或者权力不够大的时候,他们就会不择手段去跑官要官、买官卖官。一旦得逞,他们贪婪的本性就会暴露出来:高高在上忘乎所以,完全将党纪国法抛之脑后,大肆利用手中的权力,疯狂地贪污受贿玩女人。过去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来形容当年的贪官的贪婪程度,我看现在某些贪官甚至比清知府还要贪婪好几十几百倍。

  那些一心只图做大官发大财而不图做大事,甚至连小事都不做的官员,而整天都在挖空心思谋权,都在争权夺利,他们完全愧对周恩来“做官就是做事,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教诲,根本不配“人民公仆”的称号,也谈不上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了,其实这样的官员是很可耻很卑鄙很渺小的,自然会遭到人民群众的唾骂和抛弃。如果再不改正的话,即使他们做了大官,也很有可能因为贪欲而沦为人民的罪人,到那时再后悔都已晚了。

 做官就是做事,就是为人民服务。要时刻牵挂民生,始终淡薄名利。这一最基本也最浅显的道理,应该为所有的党员领导干部所遵循。各级领导干部在面对各种诱惑的时候,务必常思贪欲之害,要做到象周恩来同志教诲的那样,做共产党的“官”是为老百姓做事,而不是封建时代“千里做官为求财”的官老爷。只有始终牢记周恩来同志的为官准则,才能固守道德底线,筑牢思想防线,不断增强自身拒腐防变的免疫力。

罗荣桓:革命不是为了当官发财

“革命不是为了当官”,罗荣桓的一席话说得真是太好啊!把共产党的“官”与几千年来传统观念上的官的界限划得清清楚楚,点明了其本质上的区别,不仅表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名利地位问题上的高风亮节与博大胸怀,而且为我们树立了怎样从政为官、怎样为人处世的光辉典范。

 

1934年秋天,红军长征前组建红八军团,罗荣桓同志调任政治部主任,军团长曾经是罗荣桓手下的连长,政治委员不久前还是一军团的一个团政委,现在都成了罗荣桓的顶头上司。罗荣桓同志毫不介意,非常尊敬两位领导。有的同志为罗荣桓打抱不平,他知道后,专门找这位同志谈话说:“我们参加革命,为的是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为的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不是为了当官。今天我领导你,明天你也可能成为我的领导,不要论资排辈,要服从组织的决定,不应该计较地位高低,更不要随便散布不满情绪,以免影响团结。”听了罗荣桓同志一席中肯的话语,这位同志深为他那种崇高的思想觉悟所感动。

  “革命不是为了当官”,罗荣桓的一席话说得真是太好啊!把共产党的“官”与几千年来传统观念上的官的界限划得清清楚楚,点明了其本质上的区别,不仅表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名利地位问题上的高风亮节与博大胸怀,而且为我们树立了怎样从政为官、怎样为人处世的光辉典范。

  众所周知,传统观念的“做官”,即以显贵发达、功成名就为标志,视“利”为其孪生姊妹,认为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做官即发财,所追求的完全是狭隘的个人名利。“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对此的真实写照。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的现象还是比较严重。在某些人心中,当官、掌权、发财之间是一个等式。他们奉行的是拜金主义,有的几乎掉进了钱眼里,成了金钱的奴隶,于是乎,受贿、索贿、侵占集体财产……有的甚至达到疯狂的地步。在每年查处的问题官里,有几个不是为了发财而成了阶下囚的?要知道,每一个红包后面其实就是一个陷阱,而掉进金钱陷阱里的人又往往不能自拔。每年不知有多少信奉“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领导干部被送进监狱,为伸出自己不该伸出的手付出沉重的代价,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中共早期领导人的权力地位观

小平晚年曾回忆一件事:“我们那时候的人不搞终身制,不在乎地位,没有地位观念。比如说,在法国,赵世炎比周恩来地位高,周恩来比陈延年地位高。但回国后,陈延年的职务最高,陈延年确实能干,他反对老子(陈独秀),见解比别人高,他牺牲很可惜。赵世炎回国后工作在他们之下,并不在乎,大家都不在乎地位,没有那些观念,就是干革命。”听到这段话,我们无不为我们党的缔造者和革命前辈先贤们这种以党的事业为重,顾大局,不为名誉所累的精神所感到,对于现在和平年代的领导干部更是一种思想的指引和精神大餐。

我们共产党人从成立之日起,就是追求就是为了人类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而不是个人的幸福、名誉、地位和权力,否则,他们也不会抛弃家庭,放弃富裕生活,更不会背井离乡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去追求马列主义。

只有毕终身精力,甚至牺牲生命,为了劳动大众的解放,才会在任何时候都能取得人民大众的理解和支持。战争年代如此,和平年代更是如此。我们事业的宗旨将永远不能变,始终要以服务人民大众为目的,不要误以为和平年代不必要人民的支持。只有人民群众的支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富裕、更有尊严,实现人民群众的体面劳动,才会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人民的倾力相助,才会发展壮大国民经济,使我们在国际上取得崇高的地位。只有实现全民族的兴旺腾飞,那些所谓地位名誉才是虚枉的东西。

我们的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始终保持鱼水之情,领导干部应该承担带领人民群众共同致富的义务和责任,引导人民群众走向富裕、国家走向富强。因此,我们领导干部也应该将党、国家和人民事业放在首位,绝不能因私去追求个人的权力和名誉地位。当与人民群众融为一体时,还有什么比这种和谐更加珍贵呢,小岗村的党支部书记沈浩就用自己的行动阐述名誉和地位对于一名共产党人的意义,百姓用“手印”向我们表达了对与人民融为一体领导干部的爱戴。 (新华网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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